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本宣战在中国东北约60万日军被苏联俘虏
1945年8月8日，苏联正式对日宣战。到9月2日，盘踞在中国东北的70万日本关东军中，有8.3万人阵亡，约60万关东军沦为苏联的俘虏。
一，
早在1945年8月23日，苏联国防委员会就通过了关于日本战俘接收、安置和劳动的第9898号决议，决定将这些日本战俘全部运往苏联267个战俘营。
为了将这些日军战俘安全运送到苏联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专门制定了题为“战俘和被拘留者的分类”的第00931号令，并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专门设立了战俘事务局，负责全部战俘的接收工作。
从1945年9月开始，俘虏的日军，以1000人为单位，用火车运到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。
苏联战俘营的大部分结构都是类似的。外层用两到三层楼高的木栅栏围起来，木栅栏两边放了很多铁丝网。
为此，斯大林专门下令苏联生产800吨铁丝网。铁丝网内侧有两层铁栏杆，中间的土地被沙土覆盖。这样可以让试图逃跑的战俘在沙地上留下脚印，便于追踪。
战俘营各个角落都有瞭望塔，24小时持枪看守，战俘营里还有很多军犬。可以说防御工作无懈可击。
虽然苏联动用了很大的力量，但由于时间紧张，战俘营的关押条件仍然极差。
苏联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日本战俘的住房问题。比如远东阿穆尔区的“巴哈林业”战俘营，计划关押1000名战俘，但实际上在送战俘时，战俘营里只建了两个窝棚，最多可容纳100人。
如何在短时间内为这些战俘建造一个居住的地方是一项紧迫的任务。
由于条件有限，日军战俘只能住在设备不全、由苏军匆忙搭建的窝棚里。没有取暖的炉子，没有照明，有些战俘营甚至没有厕所。为了御寒，战俘们不得不用桦树皮照明，用篝火取暖。
战俘的食物供应也是一个大问题。由于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，苏联人自己也不得不凭票供应食物。许多苏联人过着半饥饿的生活。哪里能保证这些战俘有充足的食物供应？
正因为如此，每个战俘营都有食物供应不足的问题。许多日军战俘每天只能得到一点黑面包或一把小豆、高粱米和土豆。
由于长期饥饿，许多战俘营养不良。仅在1945年冬天，就发生了大量死亡事件。
第二，
据一名曾被关押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日本战俘回忆:“我们早晚吃糊状的小米粥，饭盒盖子那么大的一杯，中午吃200g黑面包，晚上吃两三片薄土豆片的咸汤。三顿饭一起吃还不够一顿饭。”
苏联还会根据战俘的工作效率把食物的多少分成一、二、三个等级，分发给战俘。一等黑面包比较厚，三等黑面包只有一半，所以一些完不成劳动定额的战俘一天能吃的食物就更少了。
而那些工作效率更高的战俘可以吃到更多的食物，他们增加的食物不是苏军给的，而是从完成不了任务的战俘身上扣除，转交给他们的。也就是说，战俘为了得到面包，不得不进行“食物竞赛”。
由于这种竞争关系，战俘们经常会因为面包的大小和汤的多少而发生冲突。战俘营里的一些战俘会选择几个信得过的同伴分发食物。
比如今天中午，全班同学领到一块黑面包，分发员先切一块作为模板，然后根据人数切成大小相同的块，再给每块编号，抽签决定。分发的时候，每个战俘都瞪大眼睛，非常严肃。
韦唯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切面包的时候，每个人的眼睛都像野兽一样闪亮，盯着分面包的手，看公平不公平。分面包的人有没有偷偷把面包屑藏在他的外套里？大家接过面包后，都忍不住偷偷和周围的人比大小。如果大小一样，这样会把面包送入口中。”
另一名日本战俘斋藤邦雄也在他的自传《陆军士兵的喜剧故事》中记录了他被关在苏联战俘营时战俘分发食物的场景:
班长准备分面包，宿舍里只剩下大家的呼吸声。
昏暗的灯光下，一双双眼睛盯着班长手里那把生锈的刀。“那块太大了！”“怎么去掉皮肤？!"“你好，这一块怎么能这样剪呢？”
在切面包的过程中，总是一波三折。宿舍里不时有声音划破寂静。就连以前特别注重形象的人也变得斤斤计较。细心的战友时不时会发现面包切的大小不一。一片面包切几次是常规操作。
最后按人头剪了之后，就会发生谁拿哪个片面包的争吵。反正这块黑面包每天不吵一会儿是进不去的。
日本战俘在战俘营里吃不饱，“穿”的问题更大。
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颁布了一项关于执行战俘供给标准的规定，其中规定:“战俘的衣服不能修补时，才能发给衣服和鞋袜。”也就是说，战俘只要衣服不是很破旧，就不会给衣服。
这一规定的结果是，1945年冬天，苏联几乎不给日本战俘任何衣服。大部分犯人押送的时候穿什么，冬天穿什么？这也导致了很多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的严冬穿上了他们的夏装。
据关押在拉伊奇战俘营的日本战俘武夫·坎宁安(Takeo Cunninghamia)说:“在进入苏联的第一个冬天，许多人没有御寒的衣服或靴子。他们不得不在脚趾周围穿短布袜子或撕毛巾，许多人的脚被冻伤了。”
由于缺少冬衣，一些能完成工作的战俘会用一两片面包来换取其他战俘的破旧衣服。这些破布大部分来自死去的战友。
有的同志还没咽下最后一口气，衣服已经扒干净了。这种事情很常见，大家见得多了，也觉得习以为常了。"
第三，
因为二战死的人太多，二战结束后，苏联出现劳动力短缺，尤其是男性劳动力。据统计，战争结束时，苏联20岁至30岁人口中，男性仅占15%左右，劳动力资源枯竭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:“从苏联国家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，尽量延长苏联对日本战俘劳工的使用。”
1945年11月，苏联内务部和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接收、安置和使用日本战俘的决议。日军战俘被分配到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建筑工程、林业、农业、矿业等行业。
大多数战俘被迫干重活，只有那些被鉴定为病弱的人才能干轻活。
虽然苏联规定战俘的工作时间原则上为每周6个工作日，每天8小时，但也要求战俘在8小时内完成工作定额。
没有完成量化的工作，就强制加班。而且苏军规定的八小时劳动时间是指实际劳动时间，不包括准备和往返现场所需的时间。
高强度的劳动使许多日本战俘的健康状况恶化，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筋疲力尽。
以远东某从事林业开发的战俘营430名战俘为例:由于自然环境恶劣，劳动工具不足，这些日军战俘的死亡率相当高。
每天，他们的工作地点离战俘营有10公里远。战俘每天都要穿越沼泽和原始森林，但苏联没有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工具和专业的防护服。
1945年冬天，这些战俘中有50人被冻死，315人被严重冻伤，只有十几人幸存。
虽然苏联也为战俘设立了专门的医院，但由于缺乏医生和药品，这些医院的医疗水平很差，死亡率极高。
在很多战俘的心目中，进医院就意味着死亡。这些医院大多只有一些简单的药物，甚至葡萄糖。当战俘需要挂水时，医生会将盐转化成盐水进行注射。
有些医院甚至没有听诊器，所以医生用木头做的小号听诊器来诊断战俘。
魏巍魏巍记得他的战俘营里有一次斑疹和风寒的流行。医生除了派人隔离病人，根本不治疗生病的战俘。最后风寒蔓延，大量人员死亡。
一个叫柴山光男的犯人右脚几个脚趾冻伤后，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，用剪刀将柴山光男的两个脚趾切掉。柴山光南虽然咬紧牙关反抗，但还是痛得晕了过去。
由于缺乏严格的消毒，手术后柴山正弘受到感染，连续三天高烧不退，始终徘徊在生死边缘。幸运的是，这个人身体健康。三天后，他退烧了，救了他一命。
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日本战俘营中战俘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。据负责埋葬死去战俘的日本战俘香川义吉回忆:“人死的时候，衣服被剥光，身体冻得硬邦邦的，像块木头。
由于土地还冻着，我们只能在冻土上烧火，慢慢烤表层，用钢磅往下捣，一次只能捣两毫米。
挖到一定深度，把尸体扔进去。因为身体冻硬了，总会断骨断肢。只要我活着，我就不会忘记它。"
四，
在战俘营里，战俘不仅要从事繁重的劳动，还要进行思想改造。
改革的目的是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侵略罪行，通过积极劳动弥补苏联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。同时也是为了彻底铲除日本战俘心中的法西斯残余。
思想改造的方法主要是听汇报、集体讨论和组织劳动竞赛。犯人学习的内容主要以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批判》、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》等书籍为主。
苏联还在战俘营创办日文报纸，鼓励战俘投稿，并将其作为对日本战俘进行思想教育的手段之一。
战俘如果思想改造表现好，不仅可以避免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，还可以获得与战俘营女军医、女护士同台演出、唱苏联歌曲的机会。
对于这些战俘来说，在战俘营中与异性亲密接触往往成为其他战俘羡慕的对象。
然而，在一些第一次被送进战俘营的老战俘眼里，这些苏联女兵表面上是美丽的花朵，但她们却是她们最害怕的人之一，甚至比看守她们的男人更害怕她们。
原日本关东军空军信行在日本战败后被关押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，后被苏联释放回日本。
参军前，信行是一名漫画家。回到日本后，他根据在战俘营的所见所闻创作了一部名为《苏联关押关东军战俘图片集》的漫画集，以漫画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的生活。
在这本漫画中，也出现了一些苏联女性。信行承认，在他的战俘营里，最吸引这些日本战俘注意的是一位名叫娜塔莎的苏联女中士。
信行在见到娜塔莎的第一眼后，就被这个女兵的美貌惊呆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念头涌上他的心头:苏联真的是一个男女平等的国家，女人也会像男人一样扛枪当兵。这真的震惊了相信男尊女卑的日本人民！
在《苏联关押关东军战俘相册》中，木内信夫画了许多以娜塔莎为主人公的漫画。回国后，他曾对朋友们说:“我还清晰地记得娜塔莎美丽的蓝色大眼睛，以及无论天气多冷，裙子下比雪还白的腿！”
然而，这种美丽的花有时也令人生畏。
信行最怕娜塔莎的一句话，就是进入战俘宿舍接受检查后，板着脸说:“打扫干净！”走吧。日本战俘一听到这句话，不管多饿多累，都会立刻跳起来打扫宿舍。
信行记得，战俘打扫卫生从来不敢马虎。为了去除地上的污渍，他们找来碎玻璃一点一点地刮掉地上的污渍，然后并肩跪在冰冷的地上打磨地面。
大家这么努力的原因和工作中作弊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战俘们都记得苏联女兵发威后战友是怎么被惩罚的。
五，
作为一名女军医，娜塔莎和其他女军医护士偶尔会给日本士兵做体检。每次这种检查，都会让信行感到很尴尬:因为所有的战俘都要一个个脱下衣服，在这些女军医面前平举双臂，接受他们的检查。
这些苏联女军医护士的步骤很简单:用手指按压战俘的皮肤，检查是否松弛；目测全身，检查外伤等。
为了检查“准确”，苏联女护士会拉战俘腿上的皮肤，看看他们腿上有没有肌肉，并根据这些肌肉的数量和厚度进行评估和分级，看战俘是否能继续工作。
身体好的会留下来继续工作，身体有问题的会送到医院治疗。
如前所述，由于缺少医生和药品，战俘营医院的医疗水平很差，死亡率极高。在很多战俘的心目中，一旦生病，被送到医院就意味着死亡。
信行目睹了他的室友铃木被发现生病，并住进了战俘营的医院。娜塔莎选择了宗内信介来照顾铃木。
由于缺乏医疗和药物，信行在医院里看着铃木一天天衰弱，终于在一个下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信行回忆说，那天晚上他一夜都睡不着。“眼看着一个生命在自己面前消失，我却无能为力。我只能无助地看着它，那种感觉永远不会忘记。”
但是，与那些残暴的法西斯女看守相比，苏联女看守无疑善良得多。
比如臭名昭著的纳粹女警卫伊尔马格·雷泽，在担任警卫期间虐待、折磨、杀害了无数犹太人，最后被盟军抓住并处以绞刑。而苏联的女近卫军和军医大多能保持一种对日本战俘的同情，很少有故意虐待战俘的情况。
1946年12月19日，苏联和美国在东京正式签署协议，同意将在苏联的日本公民和日本战俘遣返日本。从那时起至1950年，苏联共向日本遣返了510，417名战俘。
1956年12月，最后824名日本战俘被遣送回国，苏联关闭了所有关押日本战俘的战俘营。
